1974年，我出生在这方软水温土之上，并在这里度过了5年的孩提时光。苏州，是我的故乡。

幼孙承欢膝下，祖父母竭尽所能给了我所有的爱，一如这姑苏水乡，温润、亲切。这种爱滋养了年幼的我，这些美好的事物也形成了幼时我对于“美”的认知，在后来我的主持生涯中给予我无穷的灵感。
 

1979年，5岁的我离开苏州，来到父母工作生活的湖南湘潭上小学。至此，我已在湖南生活了41年，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伢子。

相比于之前在苏州的生活，湘潭的生活水准一下子就降低了。我的父母亲在建筑单位工作，要养育我们三个子女，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才几十块钱，水果自然是吃不起了，一年到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猪头肉。

次看到人家吃槟榔是小学一年级，班里一个女同学嚼着一个看起来像棕扫把的东西，我当时心想：“湘潭同学怎么穷成这样，连棕扫把都嚼？”后来才知道这是槟榔花，没过多久，我也开始嚼起了“棕扫把”，觉得蛮有味。

在湘潭，我跟随父母住在单位的家属大院里，跟着院子里那帮孩子混。那时候物资贫乏，只有防空洞里经常会放一些没有全熟的香蕉，年纪稍大的同学就带我们去防空洞里，趁人不注意拿几根吃，现在说起来其实也是偷。钻防空洞也是我们爱做的事，胆子大点的男同学手持火把，从防空洞的这头走到那头，要走三十，黑咕隆咚的，衬托得自己特别牛气。身为男子汉，我自然也要跟着他们一起钻。起初以为父母不知情，打死不承认，“我向毛主席保证没有钻防空洞！”“棉袄上的洞是怎么烧的？”“钻防空洞烧的”……跪下，然后是一通死揍——飞到衣服上的火星子出卖了我。

我的父亲是一个传统、刻板、严谨的知识分子，在崇尚 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的年代，我没少挨父亲的打，他的爱是严苛的。而母亲和姐姐给了我与祖父母、与父亲不同的爱。姐姐大我7岁，母亲上班去了，我就趴在姐姐的背上，是她背着我在房间里慢慢地走着、安抚着。在70年代出生的多子女的家庭里，都是哥哥带妹妹、姐姐带弟弟，大家相互扶持着成长。

我的母亲是湘潭人，特别开朗、豁达的一位女性。她经常告诫我的一句话是“一句话说得好，说得别人笑；一句话说得不好，说得别人跳，做人一定要说话说得别人笑起来。”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，所以我们从小都是尽可能地口中出好言、心中存善念，不用语言去伤害别人。

说起来，后来我当上主持人也跟当时生活在湘潭的环境有关。20世纪50年代，湘潭建市，开始迎来大规模的工业建设。当时，为了支持湘潭工业的发展，在国家财力十分紧张的状况下，依然筹资新建或改建了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，湘潭钢铁厂、湘潭电机厂、江南机器厂等6大厂矿就是在那个时期崛起的。

工业建设蓬勃发展，能工巧匠也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湘江之滨，记忆中，父亲单位的同事中有来自上海的、江苏的、四川的、湖北的……五湖四海的人汇聚到一起，大家讲的家乡话都不相同，于是都讲塑料普通话，并把它称之为“厂矿话”，其实就是普通话与当地话的结合。到了我们那一辈，孩子们都继承了父母亲的那一口标准的塑普，也或多或少会讲一些各个地方的方言。

这时候我的优势就出来了，因为从小在苏州长大，我讲的是相对比较标准的普通话，口才也还可以，于是一直担任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和广播站站长，时常被老师叫去念稿子。也是因为这么一个机缘，后来走上了吃“说话”这碗饭的道路。

离开苏州后，湘潭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，那里留下了我童年很多美好的记忆。记得那时加入少先队，要是听说谁能去韶山宣誓，我们都羡慕得不得了。2008年奥运圣火在韶山传递，我有幸成为韶山站的火炬手，路过毛主席铜像时，我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敬了个礼。

可以说，从1400年前长沙人李畋发明了烟花，到媒体人风起云涌的改革，到中国最成功的真人秀节目《超级女声》在长沙诞生，再到如今的数字媒体、手机动漫等新型文化业态加速发展，三千年来，创新因子一直在长沙人的血脉里延续。而我何其有幸，将我一生中最有活力、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长沙，献给了湖南的电视事业。